上海的风花雪月

讲一个没人知道的故事。
    
     1970年，她是上海外滩边上石窟门里长大的漂亮姑娘，初中还没毕业就响应“知识青年下乡去”的号召，挤得满满的火车一路颠簸到了江西吉水，原本她是可以留在上海的，但是必须下乡的三姐有先天的心脏病，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也跟着去了。到了生产队里的泥房子里，她看见窗洞上趴着看上海知青的长头发大黄牙的江西老表就吓哭了，没住过泥房子，没干过农活，没起早贪黑过，可是，哭，有什么用呢？天性倔强的她抹了眼泪开始收拾床铺，在没有玻璃窗的窗洞上贴纸，为了积到足够的工分可以早日会上海，她决定永远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干得多，她插的秧是知青里面最整齐最快的，她的床铺是最干净的，她的表现是最好的，她的心气也永远是最高的。
    
     不久，知青永远扎根农村的消息也传来，绝望，一辈子留在江西种地还是找个县城里的男人嫁了她不知道，想了许久还是决定好好表现，也许哪天政策又变了，她又可以回到外滩边里听轮船的汽笛声，和六姐妹挤在一个阁楼里说笑一夜！
    
     好几年过去了，因为碰上了在一个地方插队的邻居，她也认识了他，他家也在外滩边，他小时候也伴着汽笛声睡去，同命相怜让他们走到一起。他后来常常拖着她的邻居光脚步行五里路到队里找她，一次晚饭后他借着酒胆问她要照片，说不给就不走，于是，恋爱关系因为照片事件确定下来，以后的日子里他用借来的自行车驮着她去镇上吃炼乳，因为山路崎岖把她摔得腿全破了。夏季河水涨潮，别人等着老表撑竹筏来摆渡过河，从小在黄浦江里一口气游一个来回的他背着姑娘稳稳游到了河对岸；夜晚他们坐在山坡上约会，月光下吹复音的口琴，给她唱小夜曲往日的爱情已经远去，不懂体会那种物质贫乏时期的浪漫，也明白那叫心心相印。
    后来，姑娘怀孕了，不知所措的她和他到江苏淮安去找已经嫁人的三姐。三姐刚生下女儿，于是小伙跟着做采购的三姐夫到处跑想挣点钱，姑娘决定帮三姐带孩子，她每天做很多重活以为可以把肚里的小生命做下来，但是任凭她怎么累怎么折腾还是不见希望，最后他们去一个江湖郎中那里要副堕胎药，郎中看着苦命鸳鸯硬是开了一幅保胎药，不知所以的她喝了下去，最后乖乖的带着小伙回到上海找自己的母亲，母亲流着眼泪说你们一没户口二没工作生下孩子怎么养活，她说我就是吃萝卜干咸菜也跟着这个穷小子！嫁妆是两个热水瓶，姑娘和小伙子住到了小伙的父母家。
    
     1976年盛夏，顽强的小生命出生了，一家三口和爷爷奶奶挤在外滩边一幢石窟门的八平方的后楼里，她和他一直找不到没有工作，靠他父亲七十块钱的月工资生活。本想带孩子回江西去，可孩子的爷爷大声说：我就不信了，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们一口饭，我养活你们！她只好成天给女儿打毛衣，没钱买衣服孩子又长得快，她就织了拆拆了织，为了让女儿能永远漂漂亮亮地出门不比别家孩子差！他变得沉默寡言，天天抽着烟看着黄浦江水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何处，每次抱女儿出去散步邻居总说哎呀小公主又来了，接着小声议论着孩子没户口爸妈都没工作。她听了心酸，他叹着气说：没想到上海这么大，却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政策又来了，知青可以返城，但是结了婚的永远不能。走投无路的他们想出一个馊点子，分居闹离婚，她收拾东西回到娘家对外头说结婚是闹着玩，孩子不想要了！而他一个人带着女儿说她妈妈抛弃我们了。可没人知道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八点，他们会约在外滩见面，很久没见妈妈的女儿被眼前的这个戴黑丝巾的女人吓着了，但是毕竟是母女，一会儿小胳膊便舍不得松开妈妈的脖子了。时间过得真快，再呆下去万一被人看见谎言就编不下去，户口和工作就永远没有着落，他狠心抱着一路哭喊的女儿回到小后楼，弄堂拐角的路灯下照着泣不出声尾随一路的她，悲伤无奈的身影斜斜的拖了很长。
    
     终于好心的居委阿姨帮忙说这个女人没良心，年轻轻的生了孩子就跑了！于是街道民政局也睁只眼闭只眼地认定他们结婚不成立，户口返城的那一天她听到消息，扔下手里的一切飞奔到婆婆家，天太热朝北的后楼不通风，她把得了天宝疮的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年中她因为想女儿天天以泪洗面，后来落下了一到夏天左眼睑就发水疱的老毛病。五岁那年，女儿也终于报上了珍贵的上海户口，他们也有了工作，她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五块钱时，跑到附近的百货店给女儿买了个大洋娃娃，天蓝色的毛毛外衣，长长的睫毛会因为躺下坐起而一张一合，神奇极了！第二个月的工资给女儿买了三串的珠子项链，玫瑰红色，内向而孤僻的女儿爱去抠上面的玫瑰红，露出里面透明的原色斑斑驳驳，殊不知妈妈的心疼，因为这是她一个月辛苦的劳动，她不舍得给自己买一样东西，全给女儿了！
    
     再后来她天天往房管所跑房子，每次都带着女儿，就想让他们看看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家还得跟爷爷奶奶挤在八平方里，每次站在房管所里小女孩都极不乐意，因为人们都爱看着她，而她妈妈每次都会说哭了。
    
     最后，女儿六岁的夏天，爸爸带她到杨浦区的一个新工房里的四楼，他一边在水门汀上刷绛红色的漆一边兴奋得说，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年，他和她才刚刚三十而立。
    
     七八十年代，户口工作房子是所有人心中的难题。现在，没有上海或北京户口一样可以有好工作，凭自己的本事可以赚到钱，有钱就可以买房，买房就可以上户口，没有人再天天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哭泣甚至分居假离婚，这些事情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听不懂也不会理解，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和煦的环境里。可对于同在那个动荡时代出生的我，每每想起外滩灯下的那一幕，都仿佛近在眼前：外白渡桥昏黄的灯光下，拖船嗒嗒的马达声，那个年代才有的晚出的海鸥飞处，桥栏边靠着洗得泛白的卡其布中山装，面容削瘦而忧郁的他抱着两岁的女儿；浅灰的大襟棉袄婚后就一直梳盘头的她，脖子上系着一条透明的黑色丝巾。他们七天才能团圆一次，为的是有一个正式的户口和养家的工作，还有那令人羡慕的自己的小窝，渴望融在这城市的星星点点，万家灯火！
    
     她，是我妈妈。
    
     他，是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