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我做的一件内疚事

我的心软了。是的，她种这几颗玉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没有双腿，却刨地，下种，施肥，浇水，一天天守着它们长大……在口粮紧张的年月，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她这样一个残疾妇女靠双手自食其力，我还能怎样她呢？
    
    　　“说吧，我的内疚”
    
    　　 肖陈(乌鲁木齐，退休干部)
    
    　　那天，我对这位残疾老太太说了很多道理：贫下中农要带头抵制资本主义，最好自己割掉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位于乌鲁木齐西南郊区的仓房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条清溪从山坡逶迤而过，渠旁长满马莲和蒺藜，透过渠岸的歪脖子榆树，可以看到一沟菜地，它们养活着散居渠沿的百十户菜农。岗坡上，孤零零立着一间土屋，没有院子，门前土路旁闲置的地里，见缝插针地种了几十棵玉米，玉米已经抽穗，绿叶在风中飒飒作响。
    
    　　太阳很好。一个20岁出头的男青年沿着渠岸向土屋走来，那个人就是我。
    
    　　村子里驻有一个四清工作组，除了两名区党委干部，还有一群奉命参加社会实践的在校大学生。我是学生组长，同时也是工作组副组长。站在土屋门口，我犹豫了一下。对要走访的这户人家，我事先多少有所了解。严格地说，土屋的主人不是农民，男的原是铁路老工人，女的是一个残疾人，很少出门。那位老工人我见过几次，满口牢骚和粗话，不堪入耳，仗着成分特殊，不把我们这些学生放在眼里，我对他没什么好感。老两口怎么来到这种地方，我不大清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工作队组长会议上汇报过这个老工人的表现。队长说，贫下中农也要在运动中接受教育，于是他门前那片玉米地便提上了日程，明摆着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割尾巴的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没有理由推托。
    
    　　土屋没有门，掀开土布门帘进去，从昏暗的墙角传来女人苍老的声音，男主人不在家。等我看清那个人，不由吃了一惊——女人没有双腿，用手撑着挪过来。我做了自我介绍，她说，我知道，你是“尕组长”。西北人都用这个尕字来称呼小辈。闲聊中得知她的双腿是在铁路上拾煤核的时候被火车轧断的。老头退休后，或许是觉得农村过日子容易对付，投亲靠友，就在这路边搭了个土屋，安下家来。四下打量，这个家简直什么也没有，可以说家徒四壁。我替她难过，心里虽然同情她，却不敢忘了我此行的任务。话题很快转到门前那片小小的自留地——玉米地上来。
    
    　　老人家明白了我的目的，苦笑道：别找我老头子的麻烦，这玉米地和他没关系，是我自己爬出去一点点刨地，一颗颗点上的。你看，都抽穗了。等我收了棒子就平掉，再不弄了行不？我的心软了——是的，她种这几颗玉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没有双腿，却刨地，下种，施肥，浇水，一天天守着它们长大……在口粮紧张的年月，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她这样一个残疾妇女靠双手自食其力，我还能怎样她呢？但我很快说服了自己，因为我想起前些天，我支持村里的小青年平了一个国民党老军医私开的自留地。当时，那个瘸腿老军医就曾以这家门前的玉米说事，十二分地不服，弄得我们也很被动。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能丧失原则。
    
    　　那天，我对这位残疾老太太说了很多道理，归结起来是这样几句：贫下中农要带头抵制资本主义，最好自己割掉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心里想，你要不割，我也不会再来找麻烦，反正再有十天半月苞谷就熟了。给你打过招呼，也算我尽职了吧。
    
    　　出门的时候，老太太坚持双手掌着身体挪到门口送我，听到她在后面说：尕组长，慢慢走啊！我却一直没再回头。
    
    　　隔了两天，村里的革命积极分子兴奋地向我报告，那片玉米平了，一株不剩！我问是谁平的？他们高兴地说是他们自己！我愣怔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4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个没有双腿的残疾老太太的身影，那间土路旁的土屋，那片在风中飒飒作响的玉米，忘不了年轻的时候做过这样一件缺德事！如果我能找到老人的墓地，我会在墓碑前深深鞠躬，说一句：对不起了，老人家！
    
    　　遗憾的是，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