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赐予比索取多

记得在我刚工作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事站在单位的楼顶上闲谈。举目四望，只见不远处有一大片房子都被拆掉了。新的工地正在搭建之中，残砖断瓦之上，只有一幢房屋还孤零零地立着。里面有灯光，有人影，有日常生活。
    　　在它的外墙上，用白粉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
    　　我长久地注视着这所孤立在废墟中的房屋。
    　　也许真的如大家所说，主人是因条件不理想而拒绝搬离。
    　　但我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房主只是不想离开这块居住了多年的地方。
    　　我也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我不喜欢变化。我喜欢老样子，老地方，我喜欢永远不变。
    　　我是那种上了火车、汽车就想一直坐下去，不想到达终点的人。
    　　……我之所以喜欢它，是爱它的静止不变。
    　　这是我在《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一文中说过的话。这句话湮没在其他无用的情节中，像落进水池的一根针那么绝望，那么难以打捞。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字，除了一部分是1995年冬写的外（个别篇目写于1991年），都是今年春、夏在被迫的生活中完成的。
    　　我住的大杂院隐藏在一片繁华市区里面。其中的生活真实到使人难以置信。
    　　我的小屋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邻居间岂止鸡犬之声相闻。
    　　右边的邻居男女主人都是吃劳保的。儿子已上高中，三口人还挤一间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老原则下，一家人过着清苦、平稳的生活。男主人一天到晚咳个不停，但仍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跑，女主人则进进出出洗涮不止。
    　　有一天，来了个男同学找这家男孩，两人在屋外低声交谈，只听这男孩说：“我有一盘张明敏的磁带《我的中国心》，挺好听的……”
    　　这句话好几天在我耳边萦绕——这也是北京的中学生吗？这和那些在街上骑着跑车、穿戴入时、听最新流行乐的孩子们是多么不同啊。
    　　左边的邻居男人是开出租车的，女儿也在上高中，成绩不错，一家人日子过得兴兴头头。
    　　“我们孩子她爸身体不好。”女主人说。
    　　男主人中午总是准点回来。拎着热水瓶，手里攥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声播放着评书连播节目。午饭后他休息一阵子就出去，晚上七点多才收工回来吃晚饭。
    　　因此，他们家总在烹、炒、煎、炸。感谢这不散的香气，常常能唤起我对生活的热情。
    　　一天晚上，我一进胡同就碰上母女俩并排骑车过来，又忽地掉头向前去了，别在一辆黄色夏利车前。俩人齐声喊道：“你还回来呀你！”
    　　我一看表，才八点。真是幸福的一家。
    　　还有一次，是中午，我在屋里忽听外面这家女儿在喊：“这下可要出人命了，非出人命不可了！”
    　　我听了一惊，奔到门口。这女儿正和一个女同学在锁车，她头也不抬地接着说：“昨天中午我回来她就不在家，今天又不在，想把我饿死呀！像她这样当妈也太容易了！”
    　　我乐了。但不知为什么，眼里很快有泪水涌出来。
    　　最真实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啊。
    　　胡同里常有小贩吆喝买卖。有个卖卫生纸的，吆喝声格外特别。
    　　“卖卫生纸——唷”
    　　那声“喽”半天才响出来，像是被人捂住嘴巴半天才松开，让人听了很难受。胡同里还有个修鞋匠，他不用吆喝，只是坐在那里。我常见他捧着一大钵子白面条呼噜呼噜地吃，从没见里面有任何菜。他修拉锁的本领极高，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他修拉锁从不收钱。
    　　有一天早晨，他刚开张。我走过他的摊位，见他正将镶在镜框里的营业执照拿出来。我低头看了一眼他执照上的照片，严肃得像个县太爷。在姓名一栏里写着：杨礼先。
    　　还没有顾客来。他坐在早晨的光线里，双手抱膝，像运动员起跑前的样子。我想，我并不比他更孤独啊。
    　　邻居幺妹的小外甥从四川来北京，住了几天就嚷嚷着“要去北京”。幺妹告诉他，这就是北京，他摇头：“这不是北京。”
    　　后来，带他去看天安门，去看高楼大厦，他满意了。“到过北京了。”
    　　有一对父女。女儿是弱智儿，爱笑，那种毫无保留的笑。用手指指点点，耸肩，哭。
    　　父亲拉着她的手，不时为她擦去嘴角的口水。
    　　我刚工作时就曾在这一带的公共汽车上见过父女俩，没想到几年后竟有幸和他们住在一个胡同里。
    　　女儿十五六岁的样子，皮肤雪一样白，五官十分清秀，衣着洁净。若是正常孩子，不知会有多美。
    　　父亲拉着她在胡同里走，在每个菜摊前停留一会儿，跟人交谈几句。女儿则在指点，笑，口水流下来。
    　　我注意到这位父亲是因为我碰到他带女儿散步的次数太多，以至给我一种错觉，他一天到晚都在照顾这有病的孩子。而对投来的各种目光，他不仅坦然，更是视而不见——他完全把女儿视为正常。
    　　一次，在胡同口的百货商场里，我见父女俩正在一个柜台前和几个女售货员说笑。等他们走开去，我去柜台前问他们刚才买什么。
    　　是女儿买的腰带不合适，来打几个眼儿。
    　　我问这孩子怎么回事。
    　　原来，当年母亲怀她时，发了一次高烧，就生下这样的孩子。孩子还小，母亲就再嫁了。
    　　“这当爹的真不容易，又不是男孩……多不方便。”其中一个售货员说。
    　　“可别说，这父亲真是相貌堂堂啊！”另一个说。
    　　次日晚上，我在胡同里遇上了正在乘凉的父亲。他已开始谢顶，肚子也已发福，果然是仪表非凡——他并不是非过这种生活不可。
    　　走过他的身边，我对他充满感激，正是无数普通人这种不为人所知的努力——如塔尔斯基所说，这种向上的艰难努力一松劲儿便会变为向下的飞速坠落——他的道德勇气，他对命运的担当，他的耐心，他的尊严，才使我们这严重超载的社会巨轮在吃水很深的情况下向前徐徐驶去，从而也使得整个人类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在这位父亲面前，有谁能宣称自己比他更聪明，更有资格谈论爱与生、痛苦与幸福？有谁敢说自己的悲欢得失更值得宣泄？
    　　这个夏天，北京的暴雨格外多，有几次都夹杂着冰雹。
    　　我的屋顶上有一块普通玻璃充做天窗，冰雹落在上面，叮叮当当，清脆惊人。
    　　暴雨之夜，我站在这小块玻璃屋顶下，仰头看晶莹剔透的冰雹在上面蹦蹦跳跳。
    　　电闪雷鸣中，我不敢稍稍松懈，生怕自己不想再支持了。
    　　于是，我将注意力转移到担心屋子漏雨上来，开始四处察看。
    　　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对生活的话：
    　　感恩吧，你的赐予比索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