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小鱼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头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的、那样的，什么配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
    
    　　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父亲。听说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抱着两岁的我，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她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她的眼神并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每时每刻都想从父亲那里邀来关注，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被染花了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的诗，把沉浸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用这一笑去维持往后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既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讯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我和哥哥总是被哄得早早上床后她才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弥漫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睡不着，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长大了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就像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条小鱼也没让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鱼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点又一点的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关于小鱼的一个字。
    
    　　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着。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还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的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哥哥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可以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要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他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我们过了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哥哥这时走了进来，屋里的沉默让他害怕。
    
    　　她看着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那只竹凳“吱呀”叫着，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的。
    
    　　父亲从此再没回过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在尽一切努力躲避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是说：这还用问？“我知道他不会好好吃饭！”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陪她踏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隐约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住下，妈妈说暂时凑合着，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狠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住的那个饭店时，他已离开了杭州。我对妈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象，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现在是的；她和他共度了这个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意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部电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就这样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的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车，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我没有提醒妈妈，那该是个最痛的提醒。抑或是，她有意将它遗失在了某个角落。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就走开。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色泽。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晾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将一条小鱼铺开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鳞，再用一把小刀一剜，去了内脏。她已不得不架起老花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叫疼一样地“吱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有那种无可救药的天真，还有那张小姑娘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桌上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亲肯定不会再吃这种猫食了。我眼里尽是母亲雕花般的剖鱼动作。我本该将那篓小鱼送给哪户有猫的人家，只告诉妈妈，那家人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鱼在水里泡过，剁些青葱，掺和豆瓣酱温和地炒。
    
    　　这天父亲醉倒了，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