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暴力

《聊斋志异》中有个小故事：有一次孙必振渡江时正赶上大风雷暴天气，渡船翻腾摇摆，眼看就快翻了，同船的人都惊恐万分。突然众人看见有一位金甲神人立于云端，手持金字牌朝下给众人看。大家共同仰视，那金字牌上面写着“孙必振”三个字，非常醒目。众人对孙必振说：“必然是你这小子有罪要遭天谴，请你自己单独到另一艘船上去吧，不要连累了大家。”孙必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众人也不等他同意，看到旁边有一艘小船，就共同把孙必振推到小船上了。孙必振刚登上小船，一回头，刚才乘坐的大船已经翻到江里去了。
    
     数百年前乡野传闻读起来仍感觉震撼，太平安稳日子，人人高谈同舟共济，痛骂利己者与禽兽无异。然而，利害当前，生死关头，人性阴暗面齐齐曝光，有人领头疾呼，其他人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数，让无辜者受难受害。
    
     当一个群体或组织里的大多数利用数量上的优势，通过民主的机制和方式，侵害少数人的合法、正当权益，这种现象称为“多数人暴力”。少数人在群体强势威慑下，除非放弃立场，向多数靠拢，否则将永远边缘化，沦为社会中的异类，低头生活。更糟的情况是多数人总以为自己代表着社会的真理与正义，制订了不合理的社会规范，扼杀了前瞻性的才智之士，这样的悲剧史不绝书。
    美国哈佛大学有堂著名的“正义”课，授课教授向学生提出以下情景，要他们表决：
    
     “如果你是一个有轨电车的司机，这辆电车正以时速60英里的速度向前开，你看到在轨道的尽头有5个工人正在施工。你想停车，但做不到，因为刹车突然失灵了。你感到很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电车冲过去，这5个人肯定都会死。这时你发现右侧还有一个轨道，其尽头只有1个工人。你的方向盘仍然好使，所以如果你让电车转向，你可能会杀死1个人，但5个人会得救。现在是第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做？”
    
     绝大多数学生举手支持转道，认为如果能避免杀五个人，那么杀一个人也可以是“正义”的选择。民主精神渗透各层面的美国，社会精英也认同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让少数人做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牺牲孙必振一个人，保全全船人的生命，虽然自私而残酷，但社会本就如此运作。
    
     号称西方哲学之父的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被雅典市民以“腐化雅典青年，不信奉城邦所尊奉的希腊诸神”的罪名提出控诉，最后在法庭上被众多市民组成的裁判团投票决定处以死刑。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与教育家，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象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上天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他这只牛虻，但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
    
     民主社会里，多数人的意见具有道德的权威力量，若加上制度赋予权力，确实会产生欠缺理性的暴行。盲目民众高举正义旗帜，身边至亲、过去尊敬的师长，尽皆打倒在地，再狠狠踹上一脚。如此画面，文革过来人自然记忆犹新，灾难后对当年愚行沉痛反思、忏悔固然大有人在，但当下之际人人集体行凶，迹近禽兽，受害者无助哀嚎，未曾唤起他们一丝怜悯。
    
     鲁迅小说《药》里有个杀头场面，革命烈士押上刑场，周遭堵满伸长脖子瞧热闹的“看客”，和期待人血馒头的焦虑眼睛。偶尔想道：若由这群看客通过民主程序，投票表决夏瑜的生死，夏瑜能有几成存活机会？他这么一个大逆不道、谋反犯上的乱臣贼子，社会给予他的永远是荒郊里一座孤坟。
    
     苏格拉底平静接过毒酒，一饮而尽；秋瑾昂头步上刑场，悲壮地掉了脑袋。历史一页页翻过去了，眼前始终是一条没有照亮的路，只能寂寞地读着“孙必振”天谴般故事，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