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文坛秘闻

一篇文章使沈从文恐慌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1949年2月到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92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
    　　在故宫当讲解员的沈从文
    　　1998年3月9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名作家萧乾讲述了沈从文在故宫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周有光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大约在五十年代，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旧日情感的波澜牵涉到当下不同处境的当事人，这种微妙的刺激确实使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一时难于从容面对，敏感而文弱的他只能一躲了事。
    　　沈从文因祸得福
    　　“文革”渐近尾声，1974年72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了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多十倍；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多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拿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1980年11月，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访问。1949年后他为什么改行，如何经历这么多年政治风雨，一直是美国学术界、媒体人士多方询问的话题，成了沈从文及中国知识分子熬过三十年后留给外部世界的一个硕大谜题。沈从文的回答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言语中的诚恳、机智和躲闪看出老人对世事的感悟和对当时国内环境的无奈：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摘自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俞平伯的福与祸
    　　说起红学权威俞平伯，海内外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1950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喜欢看《红楼梦》的毛泽东还因此提议将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可是到了1954年，这本薄薄的《红楼梦研究》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
    　　现年90岁的学者文怀沙谈起46年前的这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时，依然唏嘘而叹，他说：
    　　1954年大批判时，《人民日报》唱红脸，把《文艺报》弄成黑脸，意在打开一个缺口，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批判。（1999年6月4日口述）
    　　俞平伯眼里的瞿秋白与张国焘
    　　俞平伯不涉政治是有名的，可是一次邓绍基却听到他臧否政治人物：
    　　60年代初我在古代组常为老先生跑腿。有一天我送学习资料到老君堂，俞先生看学习资料中提到瞿秋白，便突然给我说了他与瞿秋白交往的一件小事：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建议一块去黄龙洞见胡适，俞先生认为瞿是共产党人、无产者，不会坐轿子，而自己走不动那么长的路，需要坐轿子，便说分头去。等俞先生下了轿子回头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轿子来了，俞先生连说，好笑，好笑。
    　　俞先生在北大读书时，张国焘也在法学院。俞先生告诉我，他对张印象极其不好，张在会上发言好大喜功，自高自大。（1999年6月1日口述）
    　　俞平伯唱昆曲
    　　俞平伯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却越来越浓厚。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让船飘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1999年3月30日口述）
    　　“文革”中的俞平伯
    　　“文革”开始时，街道上一些乌合之众冲击了老君堂，抄走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把衣服打包，廉价卖给街道积极分子。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寿材，他们逼俞平伯哭妈。后来集中到学部牛棚办学习班，把俞平伯的书挂在墙上批判，时常有劳动、外调之累。有人逗俞平伯在食堂唱个歌，他真的唱了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他唱得认真，走调的嗓子把一位女同志笑倒在地。
    　　在邓绍基的眼里，俞平伯在“文革”中写东西依然从容，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去所里，读恩格斯有关家庭的著作，联系到中国古典文学所写笔记。俞先生整日穿着简单的中式布衣服，回家路上经过饭馆，就买一点菜带回去。住在牛棚里，天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三角帽，游行时让他走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
    　　去世前的俞平伯
    　　韦柰谈到外公的晚年处境颇有几分感伤：
    　　《红楼梦》的事情彻底把外公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1986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
    　　俞平伯最后几年在台历、纸片上顺手写的不少随感，如“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两句切我生平。一九八九年试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静自然凉。丁卯十月四日记”、“梦见横额‘如归室’。己巳五月”。
    　　俞平伯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时，同在一个告别室的是一位郊区老农妇遗体，众多的家人大哭大闹。而俞先生的亲友来得不多，情绪冷静，默默地送走这位一生追求平淡却不得宁静的著名作家。
    　　汪曾祺与样板戏
    　　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该单位党组织建议将汪分配到政治力量坚强的部门做适当工作。北京的原单位没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现年80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1999年6月19日口述）
    　　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当时担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讲述道：
    　　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是干吗的？”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的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没有去依附江青。
    　　江青曾对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1958年被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诉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1998年7月7日口述）
    　　汪曾祺被“解放”的经过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历经几年“文革”风雨，1972年4月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1978年5月汪曾祺在一份材料上说：
    　　17日早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只要3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会儿，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由于汪曾祺较早地介入样板戏写作，使他免去了“文革”运动的过多冲击。杨毓珉依稀记得，外面红卫兵冲到剧团，拿着皮带抽人，问到汪曾祺干什么，汪如实说道：“我写《沙家浜》。”红卫兵竟不敢下手打人。
    　　汪曾祺之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汪曾祺曾写道：
    　　我对于许多同志身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青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58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摘自1978年汪曾祺《关于〈山城旭日〉、〈新三字经〉、〈决裂〉》）
    　　汪曾祺在家里心境愁苦
    　　汪曾祺在被“挂起来”的日子里心境愁苦，家人和同事深知其况：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四人帮”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作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晚年时汪曾祺很少跟单位打交道，与呆了三十多年、尝尽辛酸的剧团自我“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