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跨国爱情50年

秋天的阳光下，73岁的杨大妈，银发碧眼，一身碎花衣裳，悠然地站在北京东四四条的家门口，等待家里86岁的“采购员”杨大爷买菜归来。
    
    　　她不时热情地和走过的邻居们打招呼，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
    
    　　这位住四合院的北京老太太，人称杨大妈。名字挺长，叫范?霍亨德普?米拉，娘家在荷兰。杨大爷叫杨宝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在两人牵手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这条老胡同见证了一位荷兰贵族小姐到一位北京平民媳妇的独特经历，见证了一段从一见钟情到白头偕老的爱情故事。而两位老人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如今也成了胡同里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用杨大爷的话来说：“早已老头老太，依旧青梅竹马。”
    
    　　大雨是我俩的媒人
    
    　　木鞋、精致的瓷砖画、林中一对情侣深情相拥的油画……琳琅满目充满荷兰风情的装饰品，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散发着中西合璧的异域情调，米拉亲手准备的香茶冒着热气，而那些随处可见的老照片，更在不经意间，将一段划过了半个世纪的跨国情缘娓娓道来。
    
    　　被问到究竟是谁追谁的时候，杨大爷没听清，米拉在他耳边重复了一遍，杨大爷才反应过来：“是我追她的，是我追她的。我们的缘分可是撞出来的呢。”
    
    　　1956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市电机总厂工作的杨宝禄下班回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他在公交车站和米拉撞出了缘分。
    
    　　说起当年事，米拉的中国话，便是一串串的。她说，那天下雨，自己打着雨伞在5路汽车站等车，忽然伞下钻进一个男青年。没有别的理由，躲雨呗。伞外大雨滂沱，伞下两人相视一笑。米拉有伞，所以她把男青年送回了家。
    
    　　第二天，天空格外明媚，米拉听街坊说有个秀气的中国小伙子等在院外，一看，正是昨天那位。原来昨天她把地址告诉他了。米拉的大姐当时就埋怨她，放着周围那么多优秀的追求者不找，为什么偏要找个中国穷小子？米拉回答大姐：“不是找的，是碰上的。我觉得这很浪漫，我就喜欢这样的浪漫。”
    
    　　当时米拉随母亲、姐姐和继父一起来华，在北京已住了3年，杨宝禄是她第一个看上眼的男子汉。可那时她已经买好了回荷兰的机票。接下来的4年里，在公共汽车站埋下的爱情种子，借着一封封书信，横跨碧波万顷的大洋，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是‘老伯伯’追求我的。”听米拉叫老伴为“老伯伯”，真是有趣。
    
    　　老两口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浪漫画面一下子跃然眼前，让人有说不出的感动和羡慕。在荷兰，米拉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连驻华大使和参赞见了她都要高看一眼；可在中国，她嫁的是一位北京的普通青年。
    
    　　笔者问：是什么让你们产生爱情的？
    
    　　米拉深思了半晌，答道：“我想了50年了。我想说，真正的爱情，其实不需要一大套理由的。对吗？”
    
    　　杨大爷在旁不停地点头，目光里似乎有一点湿润在闪烁。
    
    　　1960年1月1日，米拉和爱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北京的胡同里多了一位荷兰姑娘。成了北京媳妇，米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荷兰的传统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丈夫的姓，变成—杨米拉。杨宝禄戏称为：“羊”把大米拉回家。在这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两位老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上都努力向对方靠拢。米拉爱吃中国菜，杨宝禄则喜欢西餐、油画和交响乐。
    
    　　一大摞家庭记账本
    
    　　在中国还很少见到婚纱照的时候，米拉和杨宝禄就幸福地体验了一回。但更多的时候，米拉和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媳妇一样，买菜、做饭、生炉子、买蜂窝煤、储大白菜……
    
    　　这座老式四合院里，杨宝禄一家在40多平方米的3间小平房中已经住了将近50年。
    
    　　杨宝禄是靠寡母在袜厂做工、在幼儿园当老师辛苦赚钱抚养大的独子，后来又靠一名教师资助才从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家境的贫寒可想
    而知。为照顾好大家庭，大学毕业的米拉放弃了参加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她跟着婆婆学做中国菜，照顾全家的生活起居。远在荷兰的母亲生怕女儿受委屈，时不时寄来些营养品，都被她当成了给婆婆、孩子们改善生活的“调剂品”了。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家里人口不断增多，经济上越发紧张了，一向认真的杨宝禄开始在家中实行“计划经济”，建立家庭账本，这让从小衣食无忧、性格大大咧咧的米拉有些接受不了。“连几分钱都要记账。每个月对账，如果差了钱，他的脸立刻就阴沉下来。”直到现在，提起记账的事，米拉还是一肚子苦水。坐在旁边的杨宝禄却一直呵呵地笑着。米拉也深知，在困难时期家里还多亏了有这个账本：“那时候一个月就十几块钱，要养活一家人。如果不好好计算，日子还真不好过。”现在，杨家还保留着这个传统，家里的记账本已经有厚厚一大摞了。
    
    　　直到1981年，孩子们都大了，家务负担轻了，会多国语言的米拉才外出“打工”，到清华大学、北工大、二外等高校当外教。“要不是他，我没有勇气重新走上讲台。”说着，杨米拉深情地看了一眼杨宝禄。杨米拉在讲台上一站就是15年，直到得了心脏病才不得不离开。米拉教过的学生有上万人，其中有两个考上了联合国的翻译。米拉说，她最欣慰的事，就是直到现在这些学生还经常来探望她。
    
    　　前两年，杨大爷动笔写了自传，总共84页，印了20份，每个孩子一份。这份自传不仅是杨大爷一家的共同财富，也完全可以充当年轻人的情感指南。“时光一点一点流逝，但是我们每天在享受时光，我们一起慢慢变老，也是这么美好。”
    
    　　40余年打扫公共过道
    
    　　说起老伴儿，杨大爷很是自豪：“这院儿里院儿外的大人孩子没有拿米拉当外人的。叫她大姐、大嫂、大妈、奶奶的什么都有，和北京人没两样。”
    
    　　改革开放前，米拉经常光顾友谊商店，买回来很多食物、日用品以及儿童玩具，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受益匪浅。按米拉的话说，那时候简直把她忙坏了，可她的脸上洋溢着的却是陶醉的表情。
    
    　　做荷兰泡菜是米拉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每当做好满满一盆，她都要挨门给院子里的各家邻居送去品尝，胡同里的许多人家都吃过她做的泡菜。
    
    　　此外，打扫院子里的公共过道是米拉每天必做的事情，而且持续了40多年。笔者问她为什么这么“积极”，她答得有趣：“这是我的健身锻炼，免费的。”
    
    　　“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米拉说，她觉得中国非常美丽，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古都，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